焦点速讯：从容烟雨中

以“茶馆”为名的现代文学作品，人们熟知的无过《茶馆》和《在其香居茶馆里》这两部。一京一川、一“舍”一“汀”，将两地茶馆陈设、民风的不同展露出来，让人犹在境中。就茶馆来说，无论是蔽于楼堂馆所之内，还是含于巴山蜀水怀抱中，都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直到王笛将茶馆作为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向世界敞开，让人们看到了支持其顽强生命的历史力量。

看着他们与其他茶客们谈笑风生，心里充满着快乐，我也产生了一丝丝的感动。因为他们无意识地不断证明我研究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一个主要观点：像他们这样的普通人，就是守卫地方文化的“勇士”。——王笛

变与适

(资料图片)

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事物，人们反而越是习以为常、无意深究，即如家人同事，也有陌生一面，可爱或可憎，最后都要接受——因为那就是一种其为所是的演化。观察是对观察对象的关照与贴合，这份在意和介入对演化的积极作用是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真正趋近真知，只能是显微镜下系统长久地察看、读取与重构，并且，还要饱含深情。

这么说对于历史写作而言并非苛求：无论是宏观史的铺陈演绎还是微观史的精微记叙，都应达到英国山野诗人娜恩·谢泼德“使庸常之物发散出光芒，应当赋予其普世性”的提倡。这说的不仅是历史作为一种知识和叙事，它更应是一种教育和启发，如英国史学家哈里·狄金森所持的观点：没有历史知识的人无法做出明智的现实决定，更无法采取审慎行动塑造未来。更简捷地说则是，所有较高层次的教育必定是历史的教育。

自古以来蜀人多瑰异，“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学界向有口碑。近年王笛的史著蔚然深秀，“博求慎取”而“穷原竟委”，明确宣说其所关注的是历史中的芸芸众生，是历史肌理的一部分。虽然，人们善于忘却，历史常常重演，但史学家作为拭镜者却职守如故。

也许，正是在对茶馆跨越年代的长久调研中，人性良知与历史情感的贯注，使王笛将老板、堂倌和茶客置于“师者”地位，与他们对话交流，共同沉浸于茶馆的氤氲中，沉浸于较少兵燹侵扰的四川盆地亦农亦商的文化景观，沉浸于成都平原温润灵秀的物候环境对闲适生活的塑造，对麻辣狷狂又不失理性尊严之性情的赋形，从而首先完成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自我教育。

“没有远行的喜悦，只有离别故土的心酸，因为我不知道何时再能回到她的怀抱。”20世纪90年代王笛赴域外求学时表现出了他情感的细腻，这样一位学者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必然会将目光投向成都平原一方土地上茶铺及其工作者和各色茶客们相对于时代风云之变做出的“微观”姿态。那些零落、凋敝、残存、蛰伏乃至勃兴，是行业和社群生活小流域对时代洪流的因势利导，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众在传统精神故土动摇、不得不相率踏上离岸之船后，以既适应又创造的姿态，与急停急起的现代化波涛间必然的“磨合”。这是一种复杂的能动和善用，如此才能迁延出其后的向新之变。

变与适，进与止，感与应，汇集起来，就是茶馆兴衰变迁中总不会泯灭的常量——人心的力量。由此，“历史”才真正走进了茶馆。

史与诗

乡情在深沉和理性之外，也引导我们将目光投向那片土地，那座养育着茶馆众生的城市。《成都文类》上说：益，古大都会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雄”与“盛”，点出了成都的自然之特与人文之别，而茶馆又是这“特别”的标志物——1943年黄裳入川在广元郊外等车，见到“一个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边的茶座上，对面是一片远山，真是相看两不厌，令人有些悠然意远。后来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20世纪60年代初，谢国桢入川讲学，从游于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黄少荃等一众大家学者并屡屡进出茶馆、游览胜迹，“始知山河形势的雄伟、秀丽兼而有之，这是江浙的山水所未有的。”山水峻秀对映人之婉烈，悠缓生活与求利求新并置，包容与从容借力相得，嵌合生发，使此间文化具有基于地方性又超越地方性的自尊与自信，这就是茶馆及其草根性的基壤——人人随意进出，毫无差序负累。谁都可以坐下来喝一杯“三花”，说说吵吵抑或默坐发呆，此种暂停状态能让人歇一歇脚，蓄一把力，静一静心。

20世纪80年代望江楼公园有道小门与四川大学校园相通，后来锁住了，有学生为了省下门票钱翻墙而过，去喝茶打牌摆龙门阵。地域物候对学风和视角的影响在岁月延迁中显露出来。川大教授毛迅在一次“茶馆授课”时说成都的茶馆“不仅仅是茶馆，这里有文化信息的汇集和交流，充满思想和智慧的激发和碰撞。我们学校曾经有一个传统，就是导师上课有时候就在茶馆里。”蒙文通更是以茶馆作考场，由学生出题考他，题目一出口，蒙老即知其学识程度，如题目出得好，蒙老就大笑不已，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再详加评论。就在望江楼公园茶铺，学生品茗应试，蒙老掏钱招待。

《成都通览》载1909年市区街巷有667条，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馆，进入20世纪激荡岁月，茶馆转为集体所有制，仅存167家，直至被关闭消失，但每三四条街分布的“老虎灶”仍在继续为百姓提供热水服务，薪火尚存。王笛寻访到的普通老茶客“甘大爷”和“胡大爷”言及，彼时要挣满工分，“不能经常旷工来喝茶，但有时还是会偷偷跑过来坐茶铺。”

勃兴起于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低中高档茶馆已蓬然各达数百，21世纪后中档以上茶楼已达800座，营业面积多在千平方米以上，以至于可轻易取代茶馆的新公共空间虽层出不穷，但“茶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

“时来，谁不来？时不来，谁来？”当时代与人心合辙押韵，将茶馆视为一个生命体也就显得自然而真实，“史笔”也就具备了“诗笔”的内质，可以真情实感地深入茶倌们辛劳一天后的梦境，再由梦醒而过渡到年代更迭带给人的迷茫、希望与笃定：人们心中的微情微意、微小生命的微小生活，马上就要被带到新时期的广宇中接受新风的吹拂了，但是，谁会不来喝茶呢？

特与常

探寻观音阁老茶馆的过程中，王笛脱开史学的冷峻，挥洒出了自己对生活和这一片地方的敬重与热爱。“发现甘大爷和胡大爷的整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一个奇幻之旅。每次去这个茶馆，总是能见到二位。从2015年10月第一次到这里，到这一天为止，这是第六次。在过去的八年时间内，无论是我什么时候去，他们总是在现场”。

这些线索和人物在作者心中萦绕经年，其间那些从未让作者失望的、从未相许却得偿心愿的巧合，因为真实发生而可感可见。老茶客们是价值守持者和历史创造者，凝聚着顺势而为的生活智慧，这种东方的人生景观对人们心中趋之若鹜的生活方式，是新鲜且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在今天，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茶馆》记述的人们与生活对普通人而言是一种鼓舞，正如古典学家耶格尔说的“所有价值的中心在于独特”，而这一独特本身，也未必没有潜藏着以自身方式演化融合走向现代的质素，这就是《茶馆》中的寻常人事发散出的光芒。更进一步看，以《茶馆》中透出的学术耐心与生活气息，相比公园中的茗椀楼，成都街头那些更接地气的露天茶铺恐怕更能激荡作者的心扉。